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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华斌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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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究竟负什么责才能不腐败? -----一位老师说无论是每天不一样的武汉还是二十年不变的鄂州都是产生一样的腐败分子!  

2016-01-09 14:26:13|  分类: 社会问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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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究竟负什么责才能不腐败? -----一位老师说无论是每天不一样的武汉还是二十年不变的鄂州都是产生一样的腐败分子! - 汪华斌的见解! - 汪华斌的博客
 中国官究竟负什么责才能不腐败?

-----一位老师说无论是每天不一样的武汉还是二十年不变的鄂州都是产生一样的腐败分子!

汪华斌

今天上午在超市碰到财大的一位老师,她说现在职场不顺;很多大学生都还是在做“体制内”的梦。可是进了国有企业的人才发现,原来体制内的官早就没有了经济压力;经济高涨时说是自己的功劳,大肆招聘;效益不好时,则大肆裁员;反而美其名曰‘优化组合’。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每天不一样的武汉还是二十年不变的鄂州实际本质都一样;那就是官员按照自己的想法而制造政绩,这政绩却与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每天不一样的武汉与二十年不变的鄂州都存在贫困的老百姓总是贫困,没有改善住房的人永远是无法改善住房的老百姓;这也是每天不一样的武汉市的老百姓与二十年不变的鄂州的老百姓具有共同点,那就是永远是无法改善住房的人。

中午有位武钢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邓崎琳终于受到处罚了;据披露的信息看,邓崎琳与所有腐败分子走的是同样的路;如“邓崎琳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干扰、妨碍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进行谈话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多占住房;违规领取奖金,长期占用宾馆客房供个人使用;严重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进行权色交易。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涉嫌受贿犯罪”。

我们不敢说邓崎琳接任武钢负责人时武钢的竞争力如何强,但武钢起码还没有全面陷入困境;正因为如此资金充足,所以才造成邓崎琳肆无忌惮地对外投资。因为他同样也是想用投资来营造政绩,竟然连武钢内部矿山的投资也都用到海外了;结果内部无法技术进步与创新,所以武钢的内部矿山效益是每况愈下。如果邓崎琳上任就将武钢二十多万人吃饭的压力压到他的头上,他还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制造政绩呀。因为他对外的投资没有一项有产出,绝大多数是打水漂;所以才造成武钢现在竟然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如果将这么多人的压力压在邓崎琳的头上,他能提拔孙文东那样从实习生中破格的人吗?因为无论出什么成果,都必须来源实践经验。正因为如此没有压力的权力,所以才造成肆无忌惮地腐败;因为企业困难一是有政府的财政补贴,二是能够下岗老百姓。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与风气下,邓崎琳可以说没有为武钢做过半点好事;而且还将好端端的鄂钢派孙文东去搞垮了,从而使鄂州彻底失去了一个利税大户后又背上几万下岗人的包袱。虽然现在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邓崎琳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武钢与鄂钢却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竞争力了,从而由老百姓来为他的犯罪埋单。

其实现在不仅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没有压力而只有腐败,就是体制内任何单位负责人都没有压力而只有腐败的人;也就是说现在的各级领导干部再也没有二十年前招商引资那样的目标责任制了,因为房地产经济早就使大家看到了经济的源泉。就如同我老家的生产队长,竟然公开叫嚣要把所有的土地卖完;说这就是政绩。也正因为如此,我村在别村附近的一百多亩山地竟然被别村莫名其妙地卖了;而我村竟然没有得到一分钱。这就是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概念,因为他们早就没有具体责任了;他们既不管老百姓的吃饭,也不管老百姓的收入。因为自谋职业的社会,各级领导干部最轻松;试想如果我们社会将固定资产纳入到养活多少老百姓的考核制度中,邓崎琳能够将武钢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说每个领导都守土有责,我老家这个队长能够容忍自己村的一百多亩土地被别村卖掉吗?正因为如此我们改革产生出这样的畸形责任,所以才能空前绝后地出这么多腐败分子。正是因为腐败分子没有责任而肆无忌惮地腐败,结果我们社会的老百姓才成为焦躁不安而到处自谋出路的人。试想如果我们的国有资产发挥作用,我们社会能有这么多老百姓下岗吗?同样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守土有责,我们社会能产生出这么多农民工吗?难道他们不会利用资源而创业吗?然而今天无论是城市里的工人还是农村的农民,全部都是到处起起伏伏而难找到一份安稳工作的人。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即使是体制内,也只有各级领导是工作安稳且有保障的;所以他们才有一个安稳的心态。至于老百姓即使进了“体制内”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个临时工。

中国的官负什么责就不会腐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但如果每个官负责具体的多少个老百姓的生存责任;起码这官的压力就上来了。如果有压力,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腐败;这就是我们社会改革开放后最欠缺的东西。试想如果武钢的二十多万人吃饭的责任在邓崎琳身上,他能这么舒心的腐败吗?同样如果鄂钢的三万人吃饭的责任由孙文东负,他能不辞职而随心所欲地腐败吗?因为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全部都是有权力而没有责任的人,所以他们才会千篇一律地随心所欲的腐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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