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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社会难现官员的辞职潮? ----一位今年准备报考公务员的基层大学生问我的话!  

2015-09-16 04:55:53|  分类: 社会问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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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社会难现官员的辞职潮? ----一位今年准备报考公务员的基层大学生问我的话! - 汪华斌的见解! - 汪华斌的博客

为何我们社会难现官员的辞职潮?

----一位今年准备报考公务员的基层大学生问我的话!

为何我们社会难现官员的辞职潮?

----一位今年准备报考公务员的基层大学生问我的话!

汪华斌

昨天有个在基层几年的大学生找我,说是今年要报考国家公务员;主要是因为这些年自己在基层的苦,特别向往迈入中国社会的官之门。他说自己这些年看出了未来,只有考进公务员才是成功的入门;不然自己就是干到死也没有什么出息。因为自己不仅不可能光宗耀祖,而且可能连自己的小家都难以幸福。正因为如此,所以近二年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因为考进公务员才是自己人生的起点。他说为何我们社会到处说官员辞职,咋也没有看见空出多少位置;就是山西官场地震无人提拔,也没有见到从社会上公开招聘。

我们看到我们社会从来没有说过官员是最吸引人的岗位,因为我们社会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我们社会公开宣扬的官员辞职原因,绝大多数是收入低、晋升难而且“为官不易”。然而老百姓从自己身边的官员那里看到的全部是比老百姓富,因为官员最富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即使有些官员外表朴素,但公开的内幕依然是奢侈。如我们武汉当年有名的于志安始终不搬楼房住平房,整天都是工作服。可最后公开才知道,原来人家不是五星酒店不住;情人与他更是花天酒地。再比如说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邓崎琳参加与网民交流时表示:“我一年税后工资是40多万,你会信吗?美国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万美金,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中国央企高管的工资薪酬水平和同类岗位相比低得多,这是事实”。然而邓崎琳忘记了武钢的老百姓拿多少钱,每月1000多元;而下岗的老百姓才每月180元。更重要的是邓崎琳这40多万没有地方花,他衣食住行全部是公款包了;这样的社会他要钱干嘛,难道他每年的40多万全部做慈善了吗?因为美国的企业家敢捐献自己百分之八十的财产,邓崎琳究竟捐献了多少呢?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家不仅没有公款消费,而且还没有补贴费;其收入含自己接待与招待的费用,这能比吗?

至于中国的官晋升难还真的是事实,因为我在官场14年就没有晋升过;而且竟然连我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晋升的高级职称也是八年没有晋升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的官场的确晋升不容易。然而中国的官对有些人却是晋升相当容易,而且还能是火箭式的无阻碍地快速晋升。如邓崎琳就将孙文东从实习生破格提拔成单位负责人,这大概是全世界人民做梦都不会梦到是做官容易;因为这超出了人们的思维极限。在这样的官场,你还能说晋升难吗?现在的中国完全陷入了“朝中有人好做官”,而“朝中无人则无官做”;这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得到了证实,因为我们的党委提拔人从原来的“看档案”变成了领导通过自己的大脑选拔人;那么“朝中无人”的人自然永远都是晋升难,因为你不可能进入党委会上凭脑袋想象选拔人才的领导的大脑;所以你永远是晋升难。而与领导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人,则破格提拔也就是相当正常的了;因为我们社会的组织部门能将‘没有文凭的人’说成‘实践经验丰富’,而既无文凭又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则能说成是‘改革的闯将’。

此外中国社会的官也的确“为官不易”,因为它是中国特色的原因;首先我们是一个公款吃喝玩乐与交往的社会,因此任何人为官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吃喝玩乐。如我原来有个同学当了官,竟然半年没有回自己的家;因为每天都在灯红酒绿中,连他自己都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因为喝醉了就在酒店睡,而每天早上必须要赶到办公室将自己桌上的文件全部签完。再加上追时髦也有几个情人,所以流连忘返成为了普遍现象。而且中国官员不仅要经常在国内名山大川出差开会,因为出国考察也是家常便饭。此外就是中国官员是由上级领导提拔任命的,所以经常往上级领导那里跑是正常现象;因此半年可以不回家的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能与上级领导面对面;当然只是这地点可以是酒店,也可是是外地的旅游点;甚至还邀请上级领导一起出国,因为上级领导的费用他包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经常半年不回家;而家中的老婆也知道这是中国式的官员生活,谁叫你选择他呀?

我们的确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些官员辞职,但基本上都是目的性很强的定向辞职;即要么是出国,要么是到特定的单位高就;但其辞职的理由竟然都是收入水平低、晋升难和工作紧张;“每天工作(含灯红酒绿场合)十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因为官员通过权力而获得了高学历和高职称,所以不少官员在从政多年后选择重返象牙塔而投身学术;因为学术腐败还没有成为我们社会整治的重点目标。其极少数到到民企任职的官员,最大的价值在于了解政策和有人脉资源;“企业的许多事情,辞职官员首先‘知道找谁’;其次‘能找到谁’,然后‘能说上话’;最后‘能办成事’,这是民营企业最需要的”。正因为如此,不是这官员是民企需要的;而是民企需要捞全民的财产,所以需要这辞职官员修建桥梁。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中国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人才;而民企不要人才而要官员,这里面难道还能是知识经济的需要吗?因为我们社会的辞职官员除出国的外,其它的全部都是在进行“权力的二次开发”;因为这些官员在辞职前已经完成了缘于职务的“期权效应”,所以冠冕堂皇地辞职而实际却是将自己投入的权力资本通过“跳槽”而捞回。

虽然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什么是“直接相关”?法律缺乏更明确的界定。但我们社会现在实际的辞职案例来看,这么捞取权力资本的途径是如此广阔却依然还是没有形成辞职潮;因为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权力交换利益最直接而且最大化,所以我们社会很难形成官员的辞职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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